社運生育觀

這次去台灣六天，名義上是參加城市游牧影展，但差不多一半時間都待在台灣苦勞網交流，對苦勞網的觀感是：不少新血。其中有兩位實習和特約記者會在今年六四來香港，一位八七年出生，另一位是八八年。

談新血，因為我身邊有不少大學一起搞社運的朋友，已慢慢離開這圈子，這現像也令人覺得很可惜。香港獨立媒體長期面對一個情況：有一半實習生都不會留下來搞。記憶中有台灣朋友問我：為什麼你們現在少了那麼多報導？我想這現像反映了兩個問題：第一就是我們不夠努力組織報導工作(人去了哪裡？可能要大家慢慢談) 第二就是即使獨媒網都會有新血不斷寫自己的報導，可是編輯未必主動發掘他們並組織起來(這可能也是大家要慢慢談的事)。

待在苦勞網幾天，聽過「老大」孫窮理勞工教育報告，也有幾天渴酒到天亮，認識了十幾個苦勞網實習、特約記者。我覺得的苦勞網現時的組織工作除了涉及生產，也直接處理這個獨立媒體的傳承問題。孫窮理說，他們過去搞了幾期實習計劃，每一次報名人數都超出預算，我眼前的人都是從實習生變成特約的，之後留下來帶下一批實習生的，這可能就是台灣的獨立媒體苦勞網的傳承模式了。回看香港獨立媒體，現在組織採訪工作都是件工計算，我們會發起去報導的議題才會找人來做，但新成員做完報導會否留下來還是未知之數。其次，我們過往也搞過實習計劃，都是三個月的暑期實習計劃，每次收一至三位學生，都搞了三年了。現在有兩位實習生留下當獨媒編輯，可是大概有一半以上的都沒有留在這邊搞了。我大二的時候開始一起搞獨媒，剛畢業時也打算過要拼出個未來，可是最後沒有成功。今年我們也有討論過是否接受實習生，可是首要擔心都是沒人手帶。

學生行動者畢業後不會留在團體空間搞下去，為什麼？除了怪他們不夠努力(這是最沒價值討論的觀點)，還涉及社運朋友聚集空間的問題。團體如何維持實體空間(即辦公室)令成員產生友誼、土壤、氣氛也很重要，這點應該是中大學生報和嶺南文化研究系最厲害的地方。獨立媒體辦公室曾經也是聚集的地方，可是是現在沒有職員不能維持一個空間活躍性(這也不單職員要做的﹗)。前陣子編輯搞了個當席制度去維持獨媒辦公室開放性，可是最後都沒有實現，說來有點不好意思。其實獨立媒體的工作間每星期也有很多團體的活動進行的，可是我們未能維持民間記者在這空間一起搞一起混，自己去獨媒辦公室都是以公務為主了。現在，油麻地卻變成另一個交流的地方了，但當行動者離開學校和學生組織，他們會在什麼地方聚集、交流、談出行動呢？我暫時只認識八樓，期待有朋友點出更多。

除了空間的問題，也有關於人生規劃的問題。有朋友說，他家不在台北，大學開始來那邊讀書，一直有參加社運團體工作，而且想繼續搞下去。前幾年本科畢業，他進了一所台北大學的研究院，故暫時不用回家，他形容父母要求他當醫生律師賺很多錢，可是他知自己沒社會資本而且不認同，他形成自己現在是頂著父母的壓力一直搞下去的，聽起來他的社運的前景是蠻孤獨的，既自覺得不到家人認同，也覺得搞社運將不會有經濟能力生兒育女，二十幾歲已經覺得自己不會有後代了。我覺得不少人也會有這種焦慮，有人會因此疏遠參加過的組織，有人甚至慢慢覺得身邊的朋友不現實或離開算了。但我想問：如果社運是一生也搞不完的事，那為何我們這代會如此自然地拒絕思考生育的問題？我不是說社運的前途是靠生育，社運不是世襲制的，也不是墨索里尼搞的嬰兒戰，但我也要反對生育問題全屬個人自由，因為身邊朋友的整體生活已被進步思想充滿了(包括食飲、住屋、談戀愛、旅遊等等……)。所以我奇怪為何在沒有社運生育觀之前，我們會先自我斷絕於生育問題。社運不用教仔嗎？我們沒必要發展一套自己的教仔哲學嗎？我們的教仔哲學不會影響社會？當我看見一本投資雜誌封面是一位家長抱著手執銀紙的四歲小孩，標題是：投資要從孩童開始，我就覺得自己沒有資格當視面不見了。

這文章還未寫完的，我想繼續社運生育觀的討論，可是我在台灣交流過的內容已經記不起了。其中苦勞網的朋友郭安家提出，我們要重寫一部亞洲版的資本論。他說馬克思寫資本論的時候沒有處理亞洲現實，要搞社會運動必會遇到的阻力就是家庭，而不止是資本家。而且也必要處理生育問題，這涉及社運圈裡面的戀愛生活倫理問題，講到這部份我寫不下去了，在此公開邀請郭安家幫忙繼續寫《社運生育觀》下篇。

台灣回來的「意外收穫」

剛跟葉寶琳和Benny(兩位都是洞爺七犬成員) 去了台灣六天，得到兩個「意外收穫」。

第一：去台灣原本目的是"Good Luck, Comrades!"入圍了台北城市游牧影展，主辦單位

邀請我們參加座談。可是，去到才知道多數參展片子都是藝術實驗性短片，跟"Good Luck,Comrades﹗"的主題關係也不大，可能觀眾群多關注藝術，對社會議題不抗拒，但不習慣介入討論那種，自然跟觀眾討論交流也不多。這結果當然是跟主辦單位未有安排映後交流有關，但反過來想，影展的目標觀眾其實跟我拍片時預設的那一群，人家看完後會覺得開心感動。但除了一句「好看，謝謝你帶這片來台灣跟我們分享」之外，拍運動片的人還想得出什麼效果？這是思考、要準備的，因為跟每個社運拍片者怎樣走下去很有關係，去台灣前我未思考過，以下的文字可算是「意外收獲」。

第二：另一個「意外收獲」，是認識台灣的獨立媒體「苦勞網」一眾好朋友，大家在忙碌中互相衝擊一下。

以下先簡單寫出一點衝擊，有興趣繼續討論下去的朋友請隨便開炮。

拍紀錄片與運動集體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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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拍社會運動的片，是為了讓一眾自己認識/不認識的觀眾建構想像的共同體(即運動的集體)，那運動的片子應如何拍下去？以下先我講講這問題的背景。

我開始拍片大概已三年前，畢業後第一份工是在電視台拍新聞故事，學習了技術後就很想拍運動為主題的片。然後感受到，關心/熱愛/相信 本土/國際 社會運動的人拍片，都不止覺得社運的歷史是寶貴重要，故要純粹「紀錄」下來(這是一般拍攝者的單純想法)，而希望生產出來的片對運動搞下處會有所幫助，這說法甚至已成為當下拍攝社會運動片的倫理了。(就像我期待學生找獨立媒體編輯做畢業功課的研究訪問一樣)。這問題在"Good Luck,Comrades!"拍成後不停我腦海盤旋。洞爺七犬在上年去日本採訪反G8運動前，寫了一個G8紀錄片的計劃書，將拍攝什麼場景、如何實際操作及紀錄片目的通通寫下來。那時我很高興不少香港的運動者朋友一起拍自己片，我特別享受這份集體交流、學習和批判的氣氛。可是，大家拍片時習慣了讓受壓迫者在鏡頭前重複地控訴，或者不斷強調呈現運動中未被呈現的人，但很少討論如何講好一個故事(現在我覺得這是拍片人首要處理的問題)，有時難免令人覺得片子很冰冷，只將大堆片段剪在一起摸不著頭腦。對我來說，運動是靠熱情去支撐的，而在運動出現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拍片人的責任至少要將這份樸實的情感用故事去表達拍出來讓人感動，讓人行動，如果紀錄片中的運動者只被呈現成拿咪發言的機器，那紀錄片頂多只能在社會運動低潮鞏固運動參與者民心，那就不太理想了，拿去給面目模糊的觀眾看(即自己不認識的人)也很不爽了。如果我們相信運動是永遠不會停止，也反對電視經常紀念運動，那麼運動者重播憤怒或控訴，要談怎樣的美學才能讓面目模糊的人分享得到？於是，我跟同伴強調想要拍攝一部老少咸宜的片子，最後拍成了"Good Luck Comrades!"，一部運動朋友之間不太爽的片子，可是我自己蠻喜歡的，因為它令人分享得到運動者百折不撓的精神，(另外一部是阿周拍的"彊局盡處"，也蠻好看的，未看過的請跟我們聯絡，我都燒給你)

第一部片拍成了，但片是08年的自己拍的，是08年的事。09年要拍第二部片時，心中多了幾層考慮。這次我在台灣放"Good Luck,Comrades!"，跟台灣朋友交流時強調是金融海嘯和G20之後，發覺不少人在討論人類是否要反思自己過去生活，過份消費、過度生產和發展造成的資源浪費、人際關係疏離、貪心、環境破壞。"Good Luck, Comrades!"紀錄了08年日本反G8的故事，強調G8財金元首在日本開會時人們抗議「利潤行先、人民其次」的生活方式(不止企業，個人層次也一樣)，當一切抗議都遭受嚴重打壓，証明抗議當下生活方式才是政治最敏感的議題。09年，G20主要工作就是要重建過往無限賺錢和花費的生活規則(簡單來說就是「重建信心」)，我們有權利反對這個復辟運動嗎？要反對成功，要靠個人拍片發出拷問，還是令片子召喚出一個集體？(即大家都覺得所有人都有反對的權利)？

拍社運片最後回到個人反思層面，這是我最不爽"Good Luck,Comrades﹗"的結論。樂觀來說，抽像地回到自己反思是第一步，但我跟社運朋友在寫文、演說、拍片時都說了太多次「這是第一步」了(包括我的片在內)，故我不想再巧弄這種權宜之計，不如開放地談談拍片的人，應怎想像自己的作品應如何形成集體，集體又包括誰？拍片人做不到這步不是罪，但沒想像就很易迷失。

記得大概三個月前，有歐洲的朋友看過"Good Luck,Comrades!"反應好像蠻冷漠的，大概是「對運動者來沒什麼特別，只是紀錄了G8那幾天發生什麼事」，自己就知道片子其實對運動者來說沒什麼反思空間。但這次有台灣的行動者朋友覺得，歐洲的運動者大概已成了集體，無需要透過看這類單純故事情節互相認識或想像自己可能站在一起。可是，東亞地區包括南韓、日本、台灣、香港近年因不少國際性抗爭場合而撞面認識了，大家知道對方在搞什麼，但暫時還未出現一個集體，故"Good Luck,Comrades!"這類天真單純的故事情節片其實是要拍下去，讓沒機會聚合的行動者先建立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是拍片人當前任務，那怕溝通的中介只是一種「他媽的抽像熱情和精神」。

那我們有交流發佈片子的機會嗎？社運影像的發行應該是需要耕耘的地方。G8之後日本和韓國人搞了個叫Champon的網站，目標是要讓亞洲不同地區的社運影像聚合在一個平台，中間可能會有互相翻譯字幕之類工作，但網站還是很初步，"Good Luck,Comrades!"也未有任何版本放上去，考慮主要是語言問題，畢竟錄像生產是一件很花時間的事，一個行動者拍完片、剪接、上字幕和上載可能用你好幾百小時，如果要談跨語言翻譯、字幕可能就要靠另外的資源了。我覺得香港跟台灣的行動者在文化上是最接近的，議題也很接近，可是搞影像可以怎搞法？苦勞網的朋友都關注不少台灣本土發展不公義(主要是因發展遭到拆遷的社區)議題，天星、皇后、市區重建、菜園村、三鶯部落、阿美族、美濃這些關鍵辭我們很容易就談得通了。但大家交換觀看片子後都會說笑：迫切需要的不止技術而是幽默感。

其實我想集體，因為覺得運動裡面很多人做不同的事，有些是自己熟的團體，有些甚至是文化人、媒體人，但中途出家當了獨立傳媒人、評論人，當大家尊重大家各自反對當下自己生活方式，或單獨出來講講話，搞搞座談反對整體社會發展方向，但一直很少機會搞些一起做或成為一個認同的反抗集體，那麼我想像不到一個未來，拍片的工作也可能會愈來愈孤獨。

我還有三個主題未寫：包括「社運生育觀」、「文化人、社運、政黨」和「社運媒體」三個主題都要寫，但回來香港見到emailbox就是大獲了，大堆工作債要還，不知道能否寫下去，不打緊，盡力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