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回來的「意外收穫」

剛跟葉寶琳和Benny(兩位都是洞爺七犬成員) 去了台灣六天，得到兩個「意外收穫」。

第一：去台灣原本目的是"Good Luck, Comrades!"入圍了台北城市游牧影展，主辦單位

邀請我們參加座談。可是，去到才知道多數參展片子都是藝術實驗性短片，跟"Good Luck,Comrades﹗"的主題關係也不大，可能觀眾群多關注藝術，對社會議題不抗拒，但不習慣介入討論那種，自然跟觀眾討論交流也不多。這結果當然是跟主辦單位未有安排映後交流有關，但反過來想，影展的目標觀眾其實跟我拍片時預設的那一群，人家看完後會覺得開心感動。但除了一句「好看，謝謝你帶這片來台灣跟我們分享」之外，拍運動片的人還想得出什麼效果？這是思考、要準備的，因為跟每個社運拍片者怎樣走下去很有關係，去台灣前我未思考過，以下的文字可算是「意外收獲」。

第二：另一個「意外收獲」，是認識台灣的獨立媒體「苦勞網」一眾好朋友，大家在忙碌中互相衝擊一下。

以下先簡單寫出一點衝擊，有興趣繼續討論下去的朋友請隨便開炮。

拍紀錄片與運動集體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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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拍社會運動的片，是為了讓一眾自己認識/不認識的觀眾建構想像的共同體(即運動的集體)，那運動的片子應如何拍下去？以下先我講講這問題的背景。

我開始拍片大概已三年前，畢業後第一份工是在電視台拍新聞故事，學習了技術後就很想拍運動為主題的片。然後感受到，關心/熱愛/相信 本土/國際 社會運動的人拍片，都不止覺得社運的歷史是寶貴重要，故要純粹「紀錄」下來(這是一般拍攝者的單純想法)，而希望生產出來的片對運動搞下處會有所幫助，這說法甚至已成為當下拍攝社會運動片的倫理了。(就像我期待學生找獨立媒體編輯做畢業功課的研究訪問一樣)。這問題在"Good Luck,Comrades!"拍成後不停我腦海盤旋。洞爺七犬在上年去日本採訪反G8運動前，寫了一個G8紀錄片的計劃書，將拍攝什麼場景、如何實際操作及紀錄片目的通通寫下來。那時我很高興不少香港的運動者朋友一起拍自己片，我特別享受這份集體交流、學習和批判的氣氛。可是，大家拍片時習慣了讓受壓迫者在鏡頭前重複地控訴，或者不斷強調呈現運動中未被呈現的人，但很少討論如何講好一個故事(現在我覺得這是拍片人首要處理的問題)，有時難免令人覺得片子很冰冷，只將大堆片段剪在一起摸不著頭腦。對我來說，運動是靠熱情去支撐的，而在運動出現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拍片人的責任至少要將這份樸實的情感用故事去表達拍出來讓人感動，讓人行動，如果紀錄片中的運動者只被呈現成拿咪發言的機器，那紀錄片頂多只能在社會運動低潮鞏固運動參與者民心，那就不太理想了，拿去給面目模糊的觀眾看(即自己不認識的人)也很不爽了。如果我們相信運動是永遠不會停止，也反對電視經常紀念運動，那麼運動者重播憤怒或控訴，要談怎樣的美學才能讓面目模糊的人分享得到？於是，我跟同伴強調想要拍攝一部老少咸宜的片子，最後拍成了"Good Luck Comrades!"，一部運動朋友之間不太爽的片子，可是我自己蠻喜歡的，因為它令人分享得到運動者百折不撓的精神，(另外一部是阿周拍的"彊局盡處"，也蠻好看的，未看過的請跟我們聯絡，我都燒給你)

第一部片拍成了，但片是08年的自己拍的，是08年的事。09年要拍第二部片時，心中多了幾層考慮。這次我在台灣放"Good Luck,Comrades!"，跟台灣朋友交流時強調是金融海嘯和G20之後，發覺不少人在討論人類是否要反思自己過去生活，過份消費、過度生產和發展造成的資源浪費、人際關係疏離、貪心、環境破壞。"Good Luck, Comrades!"紀錄了08年日本反G8的故事，強調G8財金元首在日本開會時人們抗議「利潤行先、人民其次」的生活方式(不止企業，個人層次也一樣)，當一切抗議都遭受嚴重打壓，証明抗議當下生活方式才是政治最敏感的議題。09年，G20主要工作就是要重建過往無限賺錢和花費的生活規則(簡單來說就是「重建信心」)，我們有權利反對這個復辟運動嗎？要反對成功，要靠個人拍片發出拷問，還是令片子召喚出一個集體？(即大家都覺得所有人都有反對的權利)？

拍社運片最後回到個人反思層面，這是我最不爽"Good Luck,Comrades﹗"的結論。樂觀來說，抽像地回到自己反思是第一步，但我跟社運朋友在寫文、演說、拍片時都說了太多次「這是第一步」了(包括我的片在內)，故我不想再巧弄這種權宜之計，不如開放地談談拍片的人，應怎想像自己的作品應如何形成集體，集體又包括誰？拍片人做不到這步不是罪，但沒想像就很易迷失。

記得大概三個月前，有歐洲的朋友看過"Good Luck,Comrades!"反應好像蠻冷漠的，大概是「對運動者來沒什麼特別，只是紀錄了G8那幾天發生什麼事」，自己就知道片子其實對運動者來說沒什麼反思空間。但這次有台灣的行動者朋友覺得，歐洲的運動者大概已成了集體，無需要透過看這類單純故事情節互相認識或想像自己可能站在一起。可是，東亞地區包括南韓、日本、台灣、香港近年因不少國際性抗爭場合而撞面認識了，大家知道對方在搞什麼，但暫時還未出現一個集體，故"Good Luck,Comrades!"這類天真單純的故事情節片其實是要拍下去，讓沒機會聚合的行動者先建立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是拍片人當前任務，那怕溝通的中介只是一種「他媽的抽像熱情和精神」。

那我們有交流發佈片子的機會嗎？社運影像的發行應該是需要耕耘的地方。G8之後日本和韓國人搞了個叫Champon的網站，目標是要讓亞洲不同地區的社運影像聚合在一個平台，中間可能會有互相翻譯字幕之類工作，但網站還是很初步，"Good Luck,Comrades!"也未有任何版本放上去，考慮主要是語言問題，畢竟錄像生產是一件很花時間的事，一個行動者拍完片、剪接、上字幕和上載可能用你好幾百小時，如果要談跨語言翻譯、字幕可能就要靠另外的資源了。我覺得香港跟台灣的行動者在文化上是最接近的，議題也很接近，可是搞影像可以怎搞法？苦勞網的朋友都關注不少台灣本土發展不公義(主要是因發展遭到拆遷的社區)議題，天星、皇后、市區重建、菜園村、三鶯部落、阿美族、美濃這些關鍵辭我們很容易就談得通了。但大家交換觀看片子後都會說笑：迫切需要的不止技術而是幽默感。

其實我想集體，因為覺得運動裡面很多人做不同的事，有些是自己熟的團體，有些甚至是文化人、媒體人，但中途出家當了獨立傳媒人、評論人，當大家尊重大家各自反對當下自己生活方式，或單獨出來講講話，搞搞座談反對整體社會發展方向，但一直很少機會搞些一起做或成為一個認同的反抗集體，那麼我想像不到一個未來，拍片的工作也可能會愈來愈孤獨。

我還有三個主題未寫：包括「社運生育觀」、「文化人、社運、政黨」和「社運媒體」三個主題都要寫，但回來香港見到emailbox就是大獲了，大堆工作債要還，不知道能否寫下去，不打緊，盡力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