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生育觀

這次去台灣六天，名義上是參加城市游牧影展，但差不多一半時間都待在台灣苦勞網交流，對苦勞網的觀感是：不少新血。其中有兩位實習和特約記者會在今年六四來香港，一位八七年出生，另一位是八八年。

談新血，因為我身邊有不少大學一起搞社運的朋友，已慢慢離開這圈子，這現像也令人覺得很可惜。香港獨立媒體長期面對一個情況：有一半實習生都不會留下來搞。記憶中有台灣朋友問我：為什麼你們現在少了那麼多報導？我想這現像反映了兩個問題：第一就是我們不夠努力組織報導工作(人去了哪裡？可能要大家慢慢談) 第二就是即使獨媒網都會有新血不斷寫自己的報導，可是編輯未必主動發掘他們並組織起來(這可能也是大家要慢慢談的事)。

待在苦勞網幾天，聽過「老大」孫窮理勞工教育報告，也有幾天渴酒到天亮，認識了十幾個苦勞網實習、特約記者。我覺得的苦勞網現時的組織工作除了涉及生產，也直接處理這個獨立媒體的傳承問題。孫窮理說，他們過去搞了幾期實習計劃，每一次報名人數都超出預算，我眼前的人都是從實習生變成特約的，之後留下來帶下一批實習生的，這可能就是台灣的獨立媒體苦勞網的傳承模式了。回看香港獨立媒體，現在組織採訪工作都是件工計算，我們會發起去報導的議題才會找人來做，但新成員做完報導會否留下來還是未知之數。其次，我們過往也搞過實習計劃，都是三個月的暑期實習計劃，每次收一至三位學生，都搞了三年了。現在有兩位實習生留下當獨媒編輯，可是大概有一半以上的都沒有留在這邊搞了。我大二的時候開始一起搞獨媒，剛畢業時也打算過要拼出個未來，可是最後沒有成功。今年我們也有討論過是否接受實習生，可是首要擔心都是沒人手帶。

學生行動者畢業後不會留在團體空間搞下去，為什麼？除了怪他們不夠努力(這是最沒價值討論的觀點)，還涉及社運朋友聚集空間的問題。團體如何維持實體空間(即辦公室)令成員產生友誼、土壤、氣氛也很重要，這點應該是中大學生報和嶺南文化研究系最厲害的地方。獨立媒體辦公室曾經也是聚集的地方，可是是現在沒有職員不能維持一個空間活躍性(這也不單職員要做的﹗)。前陣子編輯搞了個當席制度去維持獨媒辦公室開放性，可是最後都沒有實現，說來有點不好意思。其實獨立媒體的工作間每星期也有很多團體的活動進行的，可是我們未能維持民間記者在這空間一起搞一起混，自己去獨媒辦公室都是以公務為主了。現在，油麻地卻變成另一個交流的地方了，但當行動者離開學校和學生組織，他們會在什麼地方聚集、交流、談出行動呢？我暫時只認識八樓，期待有朋友點出更多。

除了空間的問題，也有關於人生規劃的問題。有朋友說，他家不在台北，大學開始來那邊讀書，一直有參加社運團體工作，而且想繼續搞下去。前幾年本科畢業，他進了一所台北大學的研究院，故暫時不用回家，他形容父母要求他當醫生律師賺很多錢，可是他知自己沒社會資本而且不認同，他形成自己現在是頂著父母的壓力一直搞下去的，聽起來他的社運的前景是蠻孤獨的，既自覺得不到家人認同，也覺得搞社運將不會有經濟能力生兒育女，二十幾歲已經覺得自己不會有後代了。我覺得不少人也會有這種焦慮，有人會因此疏遠參加過的組織，有人甚至慢慢覺得身邊的朋友不現實或離開算了。但我想問：如果社運是一生也搞不完的事，那為何我們這代會如此自然地拒絕思考生育的問題？我不是說社運的前途是靠生育，社運不是世襲制的，也不是墨索里尼搞的嬰兒戰，但我也要反對生育問題全屬個人自由，因為身邊朋友的整體生活已被進步思想充滿了(包括食飲、住屋、談戀愛、旅遊等等……)。所以我奇怪為何在沒有社運生育觀之前，我們會先自我斷絕於生育問題。社運不用教仔嗎？我們沒必要發展一套自己的教仔哲學嗎？我們的教仔哲學不會影響社會？當我看見一本投資雜誌封面是一位家長抱著手執銀紙的四歲小孩，標題是：投資要從孩童開始，我就覺得自己沒有資格當視面不見了。

這文章還未寫完的，我想繼續社運生育觀的討論，可是我在台灣交流過的內容已經記不起了。其中苦勞網的朋友郭安家提出，我們要重寫一部亞洲版的資本論。他說馬克思寫資本論的時候沒有處理亞洲現實，要搞社會運動必會遇到的阻力就是家庭，而不止是資本家。而且也必要處理生育問題，這涉及社運圈裡面的戀愛生活倫理問題，講到這部份我寫不下去了，在此公開邀請郭安家幫忙繼續寫《社運生育觀》下篇。